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泰伯奔吴的题目来。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这也正是吴文化的开端。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说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同意这种“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让权说”这样的解释合理吗？难道不是今天的人们强加于泰伯、仲雍的？
不妨先从地理空间上分析。
从黄土高原的歧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直线距离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不平。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遇到的困难必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哪怕是今天，那依然是险途。再打一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他们会铤而走险，然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从中国的西北边陲一路窜奔到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以成全父王和季历了。
再来看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
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突然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水土不服且不必说，语言、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也会都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他们居然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与荆蛮人一样，断发文身，以表示再也不会回到自幼生活的渭水流域去。在这片荆蛮之地上，他们与老百姓一起辛辛苦苦地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且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呢？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呢？
无疑，司马迁当年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才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起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早在六千多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早在五千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为什么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
这似乎难以解释。
那么，泰伯奔吴究竟原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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