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肤白皙，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很有些儒雅风度。
阿陶陪着表叔，来到博物馆。一见面，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
“李馆长，久仰，久仰！我听阿陶介绍，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我叫黄春明，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写过，编过电影，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吗？”
黄春明显得自来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说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请哪些客人，定哪家饭店，点哪些酒菜。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
阿陶在一边也说：“李馆长，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其实并不多。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老画家米祚之，他的儿子米诚，画家杨不二，书法家倪府田，《谷安报》记者兼作家文栋，自己也算一个。加上阿陶和黄春明，也就八九个人吧。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黄春明非常健谈，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问题少年”，后来去美国留学，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无情。他所讲得这些，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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