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好逸恶劳只是少数或浮於表面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大环境的普遍“质”化而令人产生随波逐流的行举。一种是环境的不如意而导致的自暴自弃，轻则来说，是付出与收获极度不成正b，是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导致人们丧失了努力的积极X；重则来说，就是明知自己的付出是给别人g的，因为全天下所有之物都是属於皇帝一个人，都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特权尽情的占有夺取，因此原本积极的人也可能变得沉沦消极。这点曾经大跃进时生产公社化的彻底失败就是类似的例子，当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以所谓人民的名义归於公社所有，人们怎能不偷懒？怎能不好逸恶劳！因此可以说，正是统治者和统治制度的不堪，才造成了民众在被制度驯化下的JiNg神退化，才导致了社会不停向野蛮退化。
这两种原因，在“文质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彼帝辛使男nV倮lU0逐，厉王发龙漦尿而使妇人lU0而噪澡之。
&1N的统治者们带头腐朽沦丧，产生的破坏效应无可估量，一个国家的君主既如此，他的群臣们又该如何？群臣若是上行下效，普通的百姓又该如何？试问如此这般，世风如何不日下，人心何以不沦落，此其第一种原因的典型诠释。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君子皆知文章矣，则yu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
从由余和秦缪公的对话来看，最先向秦国提出以野蛮治国思想的由余堪称後来商鞅推行极端法家思想下驭民之术的先驱和铺垫。
正如h宗羲後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他愤而写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岂天地之大，於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此时的h宗羲在惨痛的反思明亡的教训後，才真正看清了历史的答案，明白真正的天下大害，正是在於独断的统治者。君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正是由於顶层统治者的原因，才使得天下没有安宁之地，使得社会不断在权力纷争中倒退沦落，因为君主把天地之大所有的东西都当做自家的私产。人民肝脑涂地、子nV离散，在其看来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产业的手段，丝毫不感到悲惨。人民被驱使着，被利用着，在对明君治世之梦的幻灭中，在明白天下之大已然被君主当做了自家私产後，这个世道的一切便围绕着天下大权的争夺而展开。而统治者则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大权被夺，於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不停完善巩固着手中大权的统治之术，热衷於像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样不停扩张着手中的权力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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